0高墙内的艾滋病人

2017-12-05 来源:新京报   关键字:艾滋 防艾   【我要评论】  【我要投稿】

高墙内的艾滋病人
11月27日,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,一名所管人员讲述自己吸毒、感染艾滋病病毒及来到“爱之家”家园的经过

  高墙内的艾滋病人

  穿过层层关卡的大门,灰色小楼上,“爱之家”三个红色大字醒目。到了午饭时间,民警打开标着病区的大门,给收治的所管人员发放午饭前,先挨个给需要的艾滋病患者发放药物。

  他们的手指甲多有感染,指甲盖有黄白色斑点。因为免疫力较低,他们很容易生病,常常感冒发烧或是口腔溃疡,几个月下来也不见好。

  这里是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,北京最大的艾滋病患者集中治疗区域。收治的所管人员,或吸毒成瘾,或被判短刑。初次进入时,他们会进行一次筛查,确认感染后会集中收治在“爱之家”病区内。

  “这两年随着新型毒品的发展,因注射感染的人员比例在减少。”利康教育矫治所副所长张海涛介绍,目前矫治所内因同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占到60%。

  同性性行为和吸食毒品行为经常裹挟在一起。感染者中,很多既是同性恋者,也是吸毒人员。在短刑服刑人员中,也有80%是因为贩毒、持有毒品等涉毒犯罪而被判刑。

  “我还能活多久?”

  “儿子,是不是去了大城市上学,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了?”李力(化名)的母亲问。

  他没有回答。

  寒假在家一个月,他每天躺到家人吃过早饭才起床,午饭和晚饭都谎称同学约饭,然后去公园啃面包。每次用完洗手间都要消半天毒,家人还以为是“洁癖”。

  以往每次出远门,爸妈会亲吻他的脸颊。这次,他慌乱地躲开,却在回北京的列车上哭了一路。

  李力在北京一所高校读书,学业繁忙,他坚持一节课不落;生活中,他尽力和同学保持距离,避免一起吃饭,水杯、剃须刀都不让同学碰;“大家只是觉得我有洁癖而已,没有人发现。”

  “发现”,指的是确诊艾滋病这件事。当时,19岁的李力读大二,同居七个多月的同校留学生,却不知所踪。

  “我还能活多久?”他不断问自己。他形容自己“像受惊的鸵鸟,把头埋进沙堆”,为了逃避现实,他让自己忙碌起来,从网上查找信息。传染病、肮脏、恐怖、羞耻、绝症、是他对这个病的最初认知。

  他独自面对疾病,不敢告诉任何人。“如果可能,我希望能一辈子瞒着他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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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管人员在签名板上签字,承诺“艾滋病感染到我为止”

  与李力不同,28岁的刘飞(化名)在父母陪同下前往医院。

  那是2012年秋,由于免疫力低,肺部感染发展成肺结核,他被确诊为艾滋感染,住院治疗。

  刘飞把自己关在病房里,拒绝见任何人,每次父母探望,他就发脾气,“当时特别害怕,想找栋高楼纵身一跃,或用刀割结束生命”。

  春节前,刘飞病情有所好转,可以回老家。他记得,那一年山东特别冷,下着大雪,农村家中没有暖气,卧室里只有一个炭火炉子。每隔一小时,父母就会进屋给他换一次炭火。

  “我最感动的是,爸妈不敢总待在屋子里,怕我反感;又不敢离得远,怕我自杀。就一直站在院子雪地里,隔着窗户偷偷看我。”刘飞说。

  离婚

  确诊艾滋后,刘飞告诉妻子真相,并坚持离了婚。

  “父母不知道我是同性恋,当时一直催我结婚。”刘飞回忆,自己迫于无奈,同意和见了五次面的同村女孩结婚。

  婚礼很简单,连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。婚后,刘飞在公司住,妻子在外租房,两人不曾有过性生活。好友家人劝说下,正当他试图和妻子好好生活时,却被确诊为艾滋感染者。

  父母希望他隐瞒妻子,刘飞却很坚定,“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好起来,不能耽误她。”他说,自己庆幸,“还好没有把病传染给她。”

  24岁的夜店舞者张坤确诊后,再也没有谈恋爱。

  2013年,他在五棵松一家夜店跳舞。当时医院定期来宣传艾滋的相关知识,并进行唾液试纸筛查。第一次参与时,他只当凑个热闹,第三次时,他被查出感染艾滋。

  此前,张坤已反复出现低烧症状。“但我对这病一无所知,总觉得离自己很远。”

  他请了两周假,在北京一处隔断的出租屋里,将自己与外界隔绝,每天从网上搜索艾滋的信息,然后消沉,偷偷吸食毒品。

  直到一无所有,他才走出房间。第一件事就是和男友分手,“我只是说不合适,不知道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,因此也建议他去检测。”

  张坤再也没有谈过恋爱。他说,不是没有遇上合适的人,也知道做好保护措施可以避免传染,但心中还是会有害怕和忧虑,“我总觉得喜欢一个人,就是在害一个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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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“爱之家”家园,所管人员的宿舍里养着各种小鱼

  “和正常人该是一样的”

  因为生病,刘飞的父母和哥哥辞了职,并四处借钱为他治病。母亲还把医学典籍上相关知识记录下来,每天根据医嘱给他擦身,每周骑电动车带他去医院检查。“我是外婆带大的,父母长期在外打工,小时候一直觉得自己被忽视。”刘飞说,经历一场病,却得到更多的爱,像是重生,“开始理解父母的不易,想要重新生活。”

  经历了半年的肺结核治疗,天气回暖时,刘飞的身体恢复一些,他回到北京继续工作。“我告诉自己,要振作,要给父母回报。”他参加了成人高考,升职为公司的经理。

  2012年12月1日,刘飞参加红丝带之家组织的活动,成为志愿者。“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走出恐艾阴影,所以利用休息时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并用自身经历去劝慰刚感染的患者,让他们振作起来。”

  他想起志愿工作时,一个17岁的孩子确诊艾滋感染,在医院走廊里,直接撕掉确诊报告,孩子母亲靠在墙边哭——只有拿着确诊报告,才能领到免费的抗病毒药物。

  “你还年轻,还有父母。不要认为自己生命就此结束了,你看我,已经好几年了,这个病按时服药是可控的。”在刘飞劝说下,对方最后接受治疗。

  李力也在北京佑安医院做志愿者,普及艾滋知识做好防护,同时劝说感染者正常服用药物。有时他会遇上在校大学生感染艾滋后,休学或者被学校劝退。在劝说安慰的同时,会利用组织力量,找到学校,帮他们争取回到学校。

  “如果可以的话,我会一辈子坚持服药。”李力说,“我告诉他们,首先要正视,这个病是可控的,同时要相信,自己和正常人应该是一样的。”

  染上毒瘾

  大学毕业后,李力前往国外读双硕士学位,他开始吸食大麻;刘飞则是在同性朋友家中,“吸完后才知道是冰毒。”

  2016年初,刘飞第一次接触毒品时,保持了一定的警觉性。吸完停了一段时间,他觉得没有成瘾,才放松警惕,直到后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,甚至辞掉工作。

  直到因为买卖毒品被关进看守所,刘飞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“我以前还觉得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,为了片刻的欢愉,我失去的太多了。”

  30岁的李德曾是北京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,因为一次同性感情的失败,沉迷夜生活出入各种夜场,染上毒瘾。

  李德说,自己工作态度变得懈怠,惰性越来越强,记忆力下降。“每天只沉溺在毒品和淫乱的生活状态中,后来感染了艾滋。”

  2014年6月末,公司老板发现他吸毒后,将其辞退。2016年10月25日,李德再次因吸毒被抓,于同年11月8日开始执行两年的强戒处罚。

  刚开始,李德总觉得,“自己怎么这么倒霉”。转到利康教育矫治所后,他的心态有了变化。“自从染上毒瘾,我几乎一切成空,积蓄光了,没了友情,也拖累了家人。父亲因为我被强戒的事引发脑血栓,但家人并未埋怨我,也没有放弃我。”他开始学习戒毒方法,“这次,我有了信心,一定要彻底跟毒品决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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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利康教育矫治所“爱之家”家园举办宣传教育活动,所管人员表演太极拳

  治疗与新生

  因为艾滋和毒品,李力、刘飞和张坤,都在利康教育矫治所被集中收治。

 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,民警集中发放抗病毒药物。除定期检测身体状况外,他们可以学习太极拳、八段锦等,也可以根据爱好参加绘画、棋艺、运动类的兴趣小组,天气允许也会集体在所内的院子里跑步锻炼。

  “他们现在都处于无症状感染期。”负责所内治疗的医生戴晶平介绍,艾滋病第一个时期为急性感染期,会出现感冒症状;第二个时期是无症状感染期,一般持续5到10年,服用抗病毒药物可延长,不会很快发展到第三阶段——艾滋病期,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。

  “这里就像个封闭管理的学校,除了没有自由”。2016年7月21日被收治的张坤说。“民警和我们相处,不会戴口罩或手套,有什么家里的事,我也会跟他们说。有次我发烧,队长就用手摸我的脑袋,问烫不烫。我的心会一惊,虽然知道这样不会传染,但还是会担心。”

  再过两个月,刘飞就要结束服刑回家。他说,出去后第一件事,“就是带父母出去旅游,多陪陪家人。”

  关于治疗,他充满信心,“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,科学家已研制出蛋白酶抑制剂,只要控制住蛋白酶,它就会完全停止复制。也许明天就实现了。”

  刘飞想起自己刚得病,母亲病急乱投医,甚至求神拜佛,说在院里种棵果树,果实长出来后他的病就会好起来。母亲真的在院里种了一棵,有次邻居打地基不小心碰到了树,她甚至要和对方拼命。

  他笑了笑,“我当然不信,不过这棵树已经长满了果实。”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 摄影/新京报记者 吴江

  (来源:新京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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